“民以食为天”， 食堂对于我们寄宿生来说，不算“天”，也算“一大”了。

从教学大楼后面向西北方向，经过校办公室和教研组办公室,下十来级阶梯就看见食堂了。食堂侧面是操场，前面靠宿舍。除了教学大楼，它就是六中第二大建筑了。它是一座金字顶建筑，大屋顶披泻下来又从两侧平展出去。虽然是平房，但屋顶很高，通风、采光都很好。和当时的工厂大车间结构、样式都相似。但它外墙黄色，内墙白色，门窗浅灰色，比车间雅致得多。外面两侧各设有一排水笼头和一条长长的洗碗槽。食堂的大厅很宽敞，柱子分列两边，柱子外还有三四米宽的长长的侧厅。大厅里摆上几十张方桌。我不记得有没有凳子，好像在食堂吃饭都是站着，或把饭端到外边，或端回宿舍吃。

那时吃饭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。班上设膳食委员，简称“膳委”，专管收粮票、伙食费，退餐等等琐事，非那些既细心又热心的女同学莫属。每十人编为一席，设席长一人。开饭时，膳委带领席长到伙房门口领饭菜。饭菜按定量早已分好，分班排列在长条大桌上。十人一盆菜，全班一桶饭。所以开饭时差一个人都麻烦。谁要是有事一定要委托别的同学把“兜”（我们对盛饭的大搪瓷碗的习惯叫法）带去。每席的桌子是固定的。十个“兜”都到齐了，席长开始分菜。各人到膳委处领饭。

伙食费不贵，也贵不了。当时伙食标准，我每天不过三角钱，饭菜钱几乎各占一半，按24天算一个月七元左右（但每月要交伙食费时家里也不容易凑足这个数）。

那时实在没有什么供应的。副食蔬菜十分紧缺，但国家对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特别照顾，到高三时我们男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6斤，已经是当时一般体力劳动者的标准了。

早餐炒河粉（三年没变过），每席一盆，每人一两。为了放大这一撮炒粉，有的同学往里加点盐，再用开水冲成一大兜“水粉”（与“汤粉”以示区别），聊以充饥。大多数同学还是珍惜炒粉的“镬气”，吃完炒粉再用开水将兜里的油星冲刷出来，加点盐，又是一兜汤。

中晚餐男生四两，女生三两米饭，（这个饭量可能现在的中学生听了都怕，但当时这几乎是我们能量全部来源）。我们高一时蒸饭用搪瓷盅，日久破损，搪瓷碎片落入饭中，有害健康。高二时就换成瓦砵。但有些班管理不善，个别同学将瓦砵带走，摔碎当游戏。所以到我们高三时，就换成蒸大锅饭。这样膳委分起饭来既麻烦又辛苦，热气腾腾的饭烫得双手通红，满脸是汗。最要命的是“公平”问题，有的同学总觉得自己的比别人少。吃砵饭时，一人一砵，三两、四两按规格拿。至于某一砵满些只是因为水放多了，（立即被手急眼快的同学“捷手先得”），也不存在公平问题。

为此班委会决定，各班委轮流分饭，既分担了体力劳累，也分担了精神压力。体育委员何允田饭量出奇的大，尝够了吃不饱的滋味，所以他分饭时很慷慨，以至每次轮到他值班，桶里的饭往往提前告罄，再去伙房讨“差额”。我们对他颇有好感，总盼着他值班。

砵饭时期每个同学者都得将蒸饭的盅或砵洗干净，每席点齐，由膳委送回伙房。这时争取进步的同学总是主动帮忙洗洗抬抬。1963年掀起“向雷锋学习”的热潮，个别同学把这些同学的热心用过份了,自己为了多做几道习题，多背几个单词，常常让别的同学带饭，当然包括洗饭盅了。我看不过去，也委婉相劝入团积极分子，不必拘于形式一定去帮这个“忙”，以免养成坏习惯 。

至于菜，一直都很简单。每席一大盆。上面放一个分菜的勺（这个勺是一小片椰子壳用铁丝捆在竹柄上的，当时很普遍）。菜根本谈不上花式品种，白菜上市时一大盆白菜，冬瓜上市时一大盆冬瓜，有时是一大盆萝卜樱。不少同学每周从家里用小瓶子带点酱油、面豉、咸萝卜之类改善伙食。由于珍贵，大家都很自觉不去分食，除非受到邀请。随着国民经济好转，蔬菜面上开始出现摊鸡蛋皮（象纸一样薄，还切成丝）、肉末之类荤腥了，而且越来越好。每年年底也会加餐，油炸鱼总是其中之一味主菜，多数同学往往忍住馋，只吃青菜，（由于沾上了肉汁，此青菜已不是彼青菜了），留着荤菜回家孝敬父母。

最令我们难忘的是，居然有段日子能“饱食终日”。在高三下学期，大约四五月份，副食供应明显好转。食堂管理者突发奇想，试试吃饭不定量的方法是否行得通，先拿我们这个公认比较优秀的高